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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联大旧址上的联大碑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抗战胜利结束；联大校歌中期盼的“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的理想，即将成为现实。数日后，联大即设置三大学联合迁移委员会，筹划三校迁返平津。但由于交通等方面的困扰，回迁事宜一拖再拖，直至1946年5月，联大才正式宣告结束。北返前夕，三校在原西南联合大学新校舍(今云南师范大学老校区)内立碑以为纪念，这便有了“联大碑”。

即将作别生活了八年之久的昆明，留点东西以为纪念，是联大实际掌门人梅贻琦的动议；而做一个传统形式的纪念碑，则出于冯友兰的谋划。冯先生回忆道：“1946年上半年，三校忙于分家和准备北归的事，在有一次清华的校务会议上，梅贻琦说，我们在昆明呆了七八年，临走的时候总要留下一个纪念品吧。会上我就提议，留下一个有古典形式的纪念品。大家都说好，就推我筹备这件事情。我就筹备立一个完全合乎传统形式的纪念碑。严格地说，这座纪念碑并不是联大常委会正式决议建立的，而是作为在联大中的人为了纪念联大而建立的。碑文是我作的，碑文最后的铭词大部分用校歌的词句，可谓一稿二用。”（《三松堂自序》，人民出版社，2008年4月2版）

此碑的设计与制作，联大几位与其事者颇费过一番心思，梅贻琦、朱自清等人日记中都有相关记录。1946年2月26日下午，朱自清“参加校志委员会茶会，讨论纪念碑问题”（《朱自清全集》，第十卷《日记编》，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年）。《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资料》载，1945年10月30日，“聘请冯友兰、雷海宗、姚从吾、罗庸、闻一多诸先生为西南联合大学纪念册编辑委员会委员。并请冯友兰先生为该委员会主席”；11月21日，“西南联合大学纪念册改名为西南联合大学校志，并改称西南联合大学纪念册编辑委员会为西南联合大学校志编辑委员会。加聘冯文潜先生为西南联合大学校志编辑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据此可知，朱先生所言“校志委员会”，是联大为编辑校史而成的临时性组织，其委员有冯（友兰）、雷、姚、罗、闻、冯（文潜）六位。1946年3月2日，梅贻琦“咳嗽稍好，鼻涕仍多”，但仍为纪念碑的事操劳，“晚约冯、雷、姚、罗、闻、唐、刘、潘、汤、朱（闻未来），便饭，商写刻纪念碑事。余酒食未多进，陪座而已。十点客散。”（《梅贻琦日记 1941—1946》，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朱自清也记下了当日梅贻琦晚宴的情形：“参加梅先生晚宴，主客为唐、罗、刘三人，他们都是纪念碑之设计者。”（《朱自清全集》）

1946年5月4日，“联大碑”落成，梅贻琦记录下了当天的情形：“午前有雨。上午九点在图书馆举行结业典礼，余报告后请三校代表汤（用彤）、叶（企孙）、蔡（维藩）相继致词，来宾请马伯安、严燮成、熊迪之，最后由冯芝生读纪念碑文。会后至后山为纪念碑揭幕，然后在图书馆前拍照，时已有小雨。拍照方毕雨势忽大，在办公室坐约半小时，待雨稍小始出。此或为到此室之最后一次矣。”（《梅贻琦日记 1941-1946》）冯友兰亦云：“联大决定于1946年五四纪念日结束，纪念碑也于是日揭幕。那一天上午，先开联大的会，全体师生集合，由我朗诵纪念碑碑文，然后到新校舍后面小土山上为纪念碑揭幕。经历抗战八年的联大就此结束。”（《三松堂自序》）

“联大碑”整体呈圆拱形，通高一丈五尺（约5米），宽八尺（约2.7米），立于坡底不算平缓的山坡之上，有台阶可登。碑外围前后两面均有檐，前后面两侧各有两层内壁，外檐和内壁从两侧往中间渐次内收，碑身镶嵌于墙体之中。碑之式样采用中国传统款式，正面南向，上书“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撰文，中国文学系教授闻一多篆额，中国文学系主任罗庸书丹”。碑文系楷体，阴刻，共19行，1178字。因三教授在学术及书法方面的造诣，此碑被誉为“三绝碑”。



冯友兰、闻一多二先生，至今仍名震寰宇，毋庸赘言。唯罗庸先生，去世有年，身后寂寞，今日读者已觉陌生。罗庸，字膺中，号习坎。蒙古族人，1900年生于北京。毕业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后任教中山大学、浙江大学等高校。1932年，回北大中文系任教授。抗战爆发后，任教于西南联大及云南大学。1944年11月，接替罗常培任联大中文系主任、师范学院国文系主任，直至联大复员。1950年6月，病逝于重庆。罗庸在儒学、古典文学、佛学等领域造诣极深，并工诗词及书法。几十年后，联大学生仍清楚地记得：“膺中先生在联大的声名对于当时一代人是如雷贯耳的”；“中文系莘田先生和膺中先生有‘大、小罗先生’之称，他们不仅都以学问博大精深著称，而且也都以善于讲课闻名全校”。（王均：《怀念罗膺中师》，《中华读书报》，2007年9月26日）

冯友兰所撰碑文，简要回顾了联大的历程，高屋建瓴地总结了联大可兹纪念之处：联合大学之使命，与抗战相终始；三校历史不同，学风各异，然八年之久，合作无间，终和且平；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内树学术自由，外争政治民主，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抗战军兴，被迫南渡，然不十年间，收恢复之全功，此为历史所未有。这几点，也为后人了解联大历史、感悟联大精神提供了一把钥匙。联大毕业生、后来蜚声国际的学者何炳棣就认为：“最能表彰联大社团精神及其特殊历史意义的莫过冯师所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文。”（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斯虽先民之恒言，实为民主之真谛。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这段文字，化用中国传统经典之言，释大学民主自由之精髓，寓意深沉，文辞优美，音律和谐。今日读之，仍令人击节称叹！何炳棣称此文为“20世纪中国的第一篇大文章”，良有以也！

撰写此文时，冯友兰五十初度，正值人文学者的最佳年华。三十年后，冯先生重读此文，亦不无自得，1976年作《联大纪念碑碑文自识》一文，云：“碑建于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旧址，原大饭厅后小土山上。文为余三十年前旧作。以今观之，此文有见识，有感情，有气势，有词藻，有音节，寓六朝之俪句于唐宋之古文。余中年为古典文，以此自期，此则其选也。承百代之流，而会乎当今之变，有蕴于中，故情文相生，不能自已。今日重读，感慨系之矣。敝帚自珍，犹过于当日操笔时也。”（《三松堂全集》）在《〈三松堂散文集〉自序》中，冯先生也特意提到这篇抒情之作，说：“作为一个哲学家和哲学史家，我的作品大部分是说理之文，抒情之文不多，但也不是绝对没有。在我的抒情之文中，有《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我自以为是当行出色之作。”

“联大碑”背阴刻有“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以来从军学生题名”，“由中国文学系唐兰教授篆额，数学系教授刘晋年书丹”。唐兰，字景兰，号立庵，在古文字学等方面颇有造诣，有《古文字学导论》《中国文字学》等著作行世，盛名远扬。刘晋年，字伯蕃，1904年生于天津，其父为清末翰林。幼承家教，习古籍，精书法。1924年，南开大学算学系毕业；1930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南开执教。抗战时期，任西南联大教授。三校复员，仍回南开任教。1968年5月逝世（按：《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一书中卒年作1967，疑误）。刘晋年治学严谨、教学认真；受家庭影响，书宗魏碑。（参刘晋年之妹刘?年撰《刘晋年：勤勉终身的南开数学人》一文，南开新闻网，2014年10月17日）在人才济济的联大，刘晋年能以数学系教授身份为“联大碑”书丹，足见其书法功底之深厚；同时，这也折射出联大学者素养之全面。

题名录前有《序》，云：“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于战时任务完成，学校结束之日，勒其从军学生之姓名于贞石,庶垂令闻,及于久远。其有遗阙,补于校志。”碑阴所记，虽仅为834位从军同学之名录，但背后的那段历史，却堪称悲壮。《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1937至1946年的北大、清华、南开》专列一章《三次从军热潮》，记录了联大最令人动容的这段历史：“抗日战争是一次全民的战争。联大同学出于爱国热忱,曾有三次较大规模的参军活动。先后在西南联大上学的学生有8000人，校方列有姓名可查的参军人数为834人(见西南联大纪念碑碑阴‘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以来从军学生题名’，估计实际数字不止这些)，长沙临时大学时期，校方记录参加抗战工作离校学生有295人，两者相加共1129人，约占总人数的14％，即每100位同学中，就有14人曾经为了保卫祖国而投笔从戎，其中还有牺牲的烈士。”尤令人感慨的是，联大校领导及教师子弟，如梅贻琦子女梅祖彤、梅祖彦，冯友兰长子冯钟辽等，都不惧生命危险，毅然加入从军之列。联大学生投笔从戎、保家卫国的举动，虽然出于战时的需要，但他们所体现出的精神，完全是中国传统士大夫的那种家国情怀。他们愿意用自己还有些稚嫩的臂膀，去肩负民族兴亡的责任，而不是躲进书斋，任凭家国风雨飘摇！

“联大碑”堪称一部浓缩的西南联大历史（《联大八年》首篇即为冯先生所撰碑文，径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史》），也是中国人存亡继绝努力之见证。在彩云之南昆明西北角的一隅，“联大碑”静静地矗立了四十多年，似乎被人遗忘。然而，时间并没有磨灭其光芒，她终又重放异彩，一生二，二生三，在清华、北大、南开的校园里有了自己的化身。从此，远在西南边陲镌刻着联大精神的这方石碑，不再孤独，而移步于北国上庠之中，润物无声。

附录：碑文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九月九日，我国家受日本之降于南京，上距二十六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之变为时八年，再上距二十年九月十八日沈阳之变为时十四年，再上距清甲午之役为时五十一年。举凡五十年间，日本所鲸吞蚕食于我国家者，至是悉备图籍献还。全胜之局，秦汉以来所未有也。
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原设北平，私立南开大学原设天津。自沈阳之变，我国家之威权逐渐南移，惟以文化力量与日本争持于平津，此三校实为其中坚。二十六年平津失守，三校奉命迁移湖南，合组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以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为常务委员主持校务，设法、理、工学院于长沙，文学院于南岳，于十一月一日开始上课。迨京沪失守，武汉震动，临时大学又奉命迁云南。师生徒步经贵州，于二十七年四月二十六日抵昆明。旋奉命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设理、工学院于昆明，文、法学院于蒙自，于五月四日开始上课。一学期后，文、法学院亦迁昆明。二十七年，增设师范学校。二十九年，设分校于四川叙永，一学年后并于本校。昆明本为后方名城，自日军入安南，陷缅甸，乃成后方重镇。联合大学支持其间，先后毕业学生二千余人，从军旅者八百余人。
河山既复，日月重光，联合大学之战时使命既成，奉命于三十五年五月四日结束。原有三校，即将返故居，复旧业。缅维八年支持之苦辛，与夫三校合作之协和，可纪念者，盖有四焉：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本应绍汉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旷代之伟业，八年之抗战已开其规模、立其基础。今日之胜利，于我国家旋乾转坤之功，而联合大学之使命，与抗战相终始，此其可纪念一也。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有同慨。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此其可纪念者二也。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天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斯虽先民之恒言，实为民主之真谛。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此其可纪念者三也。
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于中原、偏安江表，称曰南渡。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晋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风景不殊，晋人之深悲；还我河山，宋人之虚愿。吾人为第四次之南渡，乃能于不十年间，收恢复之全功，庾信不哀江南，杜甫喜收蓟北，此其可纪念者四也。联合大学初定校歌，其辞始叹南迁流难之苦辛，中颂师生不屈之壮志，终寄最后胜利之期望；校以今日之成功，历历不爽，若合符契。联合大学之始终，岂非一代之盛事、旷百世而难遇者哉！爰就歌辞，勒为碑铭。
铭曰：痛南渡，辞宫阙。驻衡湘，又离别。更长征，经峣嵲。望中原，遍洒血。抵绝徼，继讲说。诗书器，犹有舌。尽笳吹，情弥切。千秋耻，终已雪。见仇寇，如烟灭。起朔北，迄南越，视金瓯，已无缺。大一统，无倾折。中兴业，继往烈。罗三校，兄弟列。为一体，如胶结。同艰难，共欢悦。联合竟，使命彻。神京复，还燕碣。以此石，象坚节。纪嘉庆，告来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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