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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教师大卫·柯鲁克雕塑
英文《中国日报》10月20日报道：在英国共产主义者，教师和作家大卫·柯鲁克（1910-2000）逝世十周年之际，他的理想主义和无私奉献精神依然不为人们所忘，他的家人、同事、学生和朋友隆重纪念他诞辰一百周年。他生前长期工作过的北京外国语大学于10月20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大卫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会。

上个世纪30年代末，柯鲁克在西班牙时阅读了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这本书激起了他对中国和中国革命的无限兴趣。他和夫人伊莎白·柯鲁克一直到1947年才有机会到达解放区观察土地改革，并且用整年的时间来搜集资料，为他的经典著作《一个中国村庄的革命》奠定了基础。

此后，大卫开始了在中国漫长的英语教学生涯。他任职于北京外国语大学几十年，教授英语和世界史，直到八十年代末退休。同时，他也通过写作和演讲向世界介绍一个真实的新中国，而非在冷战背景下被极度简单化的中国。

如今年届95岁的伊莎白总结说：“因为我们参与了中国伟大而曲折的革命，大卫的一生和我们整个家庭的生活都被极大地丰富了。”

大卫·柯鲁克出生于伦敦的一个中产阶级犹太家庭，18岁时全家移民到纽约以寻求一个更好的生存环境。然而，就在他们到达纽约后不久，经济大萧条就席卷全美，这让当时的大卫意识到了资本主义的黑暗和脆弱。

在哥伦比亚大学上学期间，他加入了一个由积极分子组成的青年小组，以调查肯塔基州哈兰县的煤矿工人罢工。然而，这个调查小组遭到了当局的强制封堵，导致该小组从未到达该矿点。

这段痛苦的斗争经历使大卫在1935年回到伦敦之后就加入了英国共产党。1936年，他志愿加入西班牙国际救援团，帮助西班牙人民抵抗法西斯的入侵。

1938年，大卫接受了一份在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教职工作，之后又转到当时位于四川成都的金陵大学继续他的教学。在成都，他结识了伊莎白·布朗，一对加拿大传教士的女儿。伊莎白生于中国，她跟大卫一样对中国的农村土地改革有着浓厚兴趣。

1942年，大卫和伊莎白在伦敦结婚。当二战爆发的时候，大卫加入了英国空军，并被派往印度，锡兰和缅甸驻扎。而伊莎白也加入了英国共产党，成为加拿大女子军团中的一名护士。

战争结束后，大卫返回中国，希望能在斯诺的报告发表十年后继续对中国革命的进程进行研究。1947年，经过英国共产党总部介绍，大卫夫妇在位于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十里店村驻扎下来。

大卫随后被接收为党内学习生活中的一名同志。到达十里店后不久，他“第一次经历了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十分有益的运动。”伊莎白回忆道。

大卫夫妇曾经有两次准备离开中国，却最终选择留下。

第一次是1948年，他们打算返回英国以完成关于十里店的研究报告。当时中共中央希望他们留下教授英语，培训即将成立的新中国的外交人员。

另一次是在六十年代初，大卫准备接受英国利兹大学一份优越的教职工作。

“当时赫鲁晓夫突然召回成千上万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要是大卫也离开的话，会被认为是站在苏联那边对抗中国，”伊莎白回忆道。

大卫的学生和老同事、北外的梅仁毅教授回忆，“当时大卫对我说，如果我在这时候离开中国，就是抛弃最珍贵的朋友，这会让我良心不安的。”

伊莎白说，“大卫告诉学校的党委书记我们也许会推迟出发时间。而学校的回应是（希望我们）‘留下’，于是我们就留了下来，直到今天。”

大卫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五年不公正的关押，由于周恩来总理的干预，他最终于1973年被释放。

伊莎白说：“正是他乐观的性格和生活的纪律性帮助他度过了艰难的囚禁岁月。”

“比如，当时他能在监狱中读到《人民日报》，但是他能看懂很少的中文字。而且在监狱中他也不允许有字典，于是他向管理人员索要了一本中英对照的林彪语录的小册子，当做他学习中文的字典。”

“他常引用毛泽东的一句话，‘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对此他非常理解并深有体会，所以他从未因为秦城监狱这段的长时期监禁而责怪过中国。”

出狱后，大卫立即满怀热情的投入到教学工作中去，并参与编写了新的汉英词典，沿用至今。

67岁时，他开设了一门非常受学生欢迎的世界史课程，以提高学生对社会和国际事务的认知力。

在20号的纪念会上，梅仁毅教授对这段经历回忆道，“为了找到合适的教科书，他拜访了所有在北京的外国朋友，翻遍他们的书架；在出国探亲时用自己的钱购买了大量教材。他设计教学大纲，亲手书写讲义，教授课程，邀请嘉宾开讲座，并且培训年轻一代的中国教师。学生们为他的努力所深深感动，并且慢慢喜欢上了这门课程。”

梅教授还提到当时北外承担了一个项目，为来自老少边穷地区的英语教师做培训。柯鲁克夫妇把这些教师邀请到家里来，让他们分组做口语对话练习。他们还走访了内蒙古，青海以及其他一些这个项目中涉及的偏远民族地区，帮助当地学校提高英语教学水平。

“柯鲁克老师对教育和英语教学所作出的贡献在于：他认为学生必须了解工人和农民，了解国家的现状；学生要有国际视野和批判性思维；教师要关心、了解学生，学生间要有互助精神。他常年坚持到学生食堂吃饭，在饭桌上倾听学生的需求，并汇报给学校领导，”梅教授说。

“他崇高的人格和无私无畏的风险精神将一直激励着我们，”他说。

大卫不仅是一位严谨的学者，他同时更是一名慈父，他十分重视家庭生活。

他的长子卡尔回忆到：“我们是一个热爱户外家庭。”

他说，“父亲会在周末的时候带我们到西山爬山和野餐，在夏天的时候也会去游泳。他还喜欢骑车和网球，把游泳当作是一生的爱好。甚至在他逝世前一年，他还在一名家政人员的帮助下每天到友谊宾馆游一小时的泳。”

“父亲一直坚持用中文给我们阅读西方的睡前读物，尽管他的中文还没有母亲的流利。”

“他非常幽默，经常跟我们开玩笑。他能唱法文和德文歌曲。他还收集了大量西方古典音乐的唱片。”

伊莎白说，“大卫是个好丈夫，他认为夫妻要享受平等的待遇。他坚持他的工资不能高于我的。”

大卫的次子麦克尔说，“父亲做的很多人生决定都是出于组织的需要，他把人民的利益放在自己的个人得失之前。”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驻华大使吴思田在20号的纪念会上发言说，“大卫·柯鲁克的一生从18岁开始变得多姿多彩而国际化。他后来来到中国，向外界传播一个积极正面的中国形象。他不仅是中国人民的朋友，而且是一位能提出坦诚意见的朋友。今天的纪念会是对他促进中西相互认识的努力的认可。”

来自北外的陈琳教授评价，“柯鲁克是一位国际共产主义战士，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和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中国日报记者 林琦   编辑  裴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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