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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乾道三年（1167年）8月，宋代理学大师朱熹应主教张轼之邀，来到岳麓书院与张轼会讲，从各地赶来听课者数千，“一时舆马之众，饮水池立涸”，因而成就了历史上的一宗美谈－－朱张会讲，它是中国学术史、教育史上一次著名的会讲。据说当时朱熹和张栻意见不合，在这里就理学问题讨论了三天三夜。


朱熹：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哲学家、经学家之一，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南宋“闽学”的创始人。
他是继孔子后的另一座高峰，其精神影响之深远、传播之广泛在中国乃至世界均为罕见。张栻：南宋著名的理学大师，与朱熹、吕祖谦合称“东南三贤”，为湖湘学派的一代宗师。
　　
　　　讲堂之中傲然端放的座椅，似乎仍保留着来自朱熹、张栻两位绝代大家的余温。800多年前，朱熹、张栻，这两位当时处于中国学术文化最前列的顶级大师，在这里用精密高超的思维探讨了哲学意义上人和人性的秘密，进行了一场几乎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辩论，史称“朱张会讲”。“朱张会讲”，使得讲堂之中的那两把普普通通的座椅，几乎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神坛。普通的屁股，断然是坐不得的。［朱熹·张栻］

　　据说，800多年前，徽州婺源（今江西婺源县）南街的一口古井突现红光，耀眼的红光连续三日不绝。老百姓于是说，天降祥瑞，要出贵人。让了不得的大人物以非凡的方式出场，这是中国老百姓独有的浪漫，也是他们表达心中敬意的最质朴的方式之一。由神秘红光开道而来到世上的“贵人”便是朱熹（徽州婺源是其祖籍所在地）。那一年是南宋高宗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民间还绘声绘色地说，朱熹降生时，右脸有七颗小黑痣，竟然像北斗七星一样排列！一张脸上有多达七颗黑痣，而且还排成北斗七星的队形，一个人若真的长成这样，只怕会有点破相。

　　但老百姓不这样看，他们一口咬定，这是贵人之相。也难怪，朱熹，响当当的一代大家，排名仅在孔、孟之后，其影响力早在几百年前就冲出中国，走向亚洲，后来还走向了全世界，这样的人，怎可能不是“贵人”？朱熹大驾光临这个世界上之后的第三个年头，即南宋高宗绍兴三年（公元1133年），另一位重量级人物张栻登场。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张栻的名气远没有朱熹的大。在百度搜一下，与“朱熹”的有关网页多达近60万条，而“张栻”仅有1.4万条。

　　算一算，朱熹的知名度是张栻的几十倍。虽然，这样的算法并不科学，不过多少说明了一点问题。但论实力，朱熹绝对不会小觑张栻。因为，打个比方，如果朱熹是功夫明星李连杰，而张栻则是曝光率不高的全国武术散打冠军。宋绍兴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张栻遵从父命，去衡山拜胡宏为师。胡宏是南宋著名的理学家，以宋代程朱理学的开创者程颐、程颢的弟子自居。全祖望对此人在儒学上的造诣十分推崇，认为“中兴诸儒所造，莫出五峰（胡宏）之上”，“卒开湖湘之学统”（《宋元学案》卷42《五峰学案》）。在这样的老师指导之下，张栻受益匪浅。他谨遵其师之遗教，“反之吾身”，渐渐积识义理之所存，最终成为湖湘学派的一代宗师。［朱张会讲］

　　作为同一时代的两个高手，朱熹、张栻都在关注着对方，虽然，他们一个在福建，一个在湖南，路隔千里。同时，朱熹心里一直有个结。朱熹师从李侗时，开了点小差：李老师很尽心地讲解了喜怒哀乐未发的中庸之义，但朱熹当时的兴趣却在训诂学。待到他感受到中庸之义的魅力时，李老师却已撒手人寰。所以，对于中庸之义，朱熹一直不得甚解。这样的状态，让他吃不香，睡不好。就好比一个人在练绝顶功夫，已经练到了第九重，再往第十重的方向练时，却发现面前横着一堵墙，而且要命的是，黑咕隆咚，找不着门在哪儿。而张栻却得衡山胡氏真传，胡氏与李侗同一渊源，朱熹遂决定前往湖南与张栻切磋一番。因为，高手之间的碰撞，一定会生出耀眼的火花，这火花，很有可能在一瞬间给在迷茫中摸索的人们指出前进的方向。

　　南宋乾道三年（公元1167年）8月，朱熹从福建崇安启程前往潭州（长沙），走了近一个月，行程1500公里，于9月始抵长沙。其时张栻正主教岳麓书院，于是，朱熹抵达长沙后，便马不停蹄地朝着岳麓山进发。由此，岳麓书院，迎来了其第一次剧烈的心跳。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朱张两人朝夕晤谈，讨论了相当广泛的学术问题。

　　据记载，他们“举凡天地之精深，圣言之奥妙，德业之进修，莫不悉其渊源，而一归于正大。”尤其是对“中和”、“太极”、“仁”等理学中的一系列重要概念进行了深入探讨。谈得兴起时，两人竟通宵不眠。经过反复的切磋论辩，两人在“太极”等一些问题上的见解趋于一致，双方都得到很大的启发与收益。在此期间，两人还举行了公开的辩论会，这就是著名的“朱张会讲”。朱张二人坐在岳麓书院的讲堂之上，就“中和”、“太极”等问题进行公开探讨，众学生则坐在下面旁听。这是一次真正的绝世高手的过招，仅凭只言片语，便触发风云涌动。

　　这更是一次创举，体现的是“疑误定要力争”的追求真理的精神。于是，“朱张会讲”引来人们极大的兴趣，前来听讲者络绎不绝，岳麓书院那宽敞的讲堂中人满为患，有的人只能挤坐在堂前的走廊上或院子里，而听讲者骑来的马几乎把书院前池里的水都喝干了。这就是当时人们描绘的“朱张会讲”的“一时舆马之众，饮池水立涸”的盛况。

　　“朱张会讲”所展开的“中和之辩”，以朱熹接受湖湘学派的“性为未发心为已发”、“先察识后持养”等观点而结束。但会讲的影响力，却绵延几个世纪，至今不绝。“朱张会讲”之后，四方学生接踵而来，致使岳麓书院名扬天下，元代理学家吴澄在《重建岳麓书院记》中说：“自此之后……非前之岳麓矣。”同时，此次会讲纠正了此前湖南的文风。据言，当时湖南学者文字“辞意多急迫，少宽裕”，“全无涵养之轼”，而会讲之后，湖南人始知摒弃上述之不足，努力学习别人之所长，才“归于平正”。更为重要的是，“朱张会讲”树立了自由讲学、互相讨论、求同存异的典范。这样的治学方式，对于今天的我们，仍值得推崇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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