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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申府：从藏书楼到红楼
    我从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到毕业后留校教书，前后共八个年头。

    当时的北大设文、法、理、工科和预科，本科设在地安门的马神庙，预科设在北河沿的清代译学馆旧址。

    我上的是数学的课，读的却多是哲学的书。从那时起，我主要研究的都是哲学及其有关科目。当然，数学书始终不断在我的涉猎之中，只是数学题从不肯做，化学实验更是绝少动手。

    我刚进北大时，学校还没有图书馆，只有一个藏书楼，设在马神庙校舍后院的所谓四公主梳妆楼里。藏书楼的书可以外借，但没有阅览室。过了一年，藏书楼腾出一些地方，辟出阅览室，阅览桌放在中间，四周摆上书柜，柜里都是西文书，平时总是上着锁。线装书则放在楼上，借阅的人也并不多。我上预科的时候，常常从北河沿到藏书楼来借书，犹记得那时我借的书有德文与法文的《数理科学百科全书》等。一个大学预科一年级的学生，借读这样高深的德法文书，当时并不很多。这得到了冯祖荀先生的青睐，藏书楼的管理人员由此也给了我许多方便。上本科后，我更是经常呆在阅览室里。那里的书本来无多，我可以就架恣意快读，除了工程书以外，柜里的书几乎没有我不看的。

    有一天，我发现了一本装帧精美的书，是精装本，1914年美国出版，书名是《我们的外界知识》，英国罗素著。翻看一遍，觉得很有意思，又坐下来接连看了两遍，真有点爱不释手了。由此我发现了罗素，并对之产生了兴趣。30年代，我一度再任北大讲师，专讲罗素哲学，这也可以说是与北大藏书楼的帮助分不开的。

    1917年初，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在蔡先生的主持下，学校厉行改革，出现了新的气象。

    蔡先生实行“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旧学旧人不废，而新学新人大兴。他聘请陈独秀任文科学长（即文学院院长），章行严（士钊）、刘半农、钱玄同、周作人、陶孟和等任教授，后又聘任马寅初、陈豹隐等。当时在校的教员既有宣讲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也有拥护袁世凯做皇帝的筹安会人物刘师培，另外还有前清大学士李鸿藻的儿子李石曾教生物学，年仅二十三四岁的梁漱溟先生讲印度哲学等。

    1917年底，李大钊经章士钊之荐到北京大学任图书馆主任。自从蔡元培主校后，北大藏书楼改为图书馆。1918年夏，沙滩的红楼建成。图书馆也搬了进去，占了新楼的第一层楼。李大钊的主任室就设在红楼东南角上的两间房子里。一时红楼成了新思想运动的中心，许多进步的教员、学生聚集在这里读书、座谈。

    我认识大钊还是在1916年他到北京后不久。我的一位同学郭小峰与大钊是同乡，他们同是河北乐亭人。经郭的介绍，我们认识了。当时，大钊从日本留学回来，在北京创办《晨钟报》（即后来《晨报》之前身）。继后，他又主编《甲寅日刊》，我曾在此刊物上发表过讲“青年问题”的文章。

    李大钊思想敏锐，博学多识，广泛接触社会，热情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发表了《庶民的胜利》的演说和《Bolshevism的胜利》等著名文章。与此同时，他还组织演讲会，邀请名人讲演，推动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使民主和科学的口号逐步深入人心。一次，大钊以“亚细亚学会”的名义组织讲演会，我也去听了，地点在当时有名的湖南会馆。邀请的讲演者有蔡元培、陈独秀、章士钊、李石曾、张继等人。这次讲演会听众很多，整个湖南会馆都挤满了。每个人讲演的具体内容，我已经记不清了，但是大钊组织这次讲演会不久，就到北京大学任图书馆主任了。

    大钊到任后，对图书馆的业务进行了一些重大的调整和改革，并开始注意收集有关马克思学说的书籍以及俄国十月革命以来的著作。是时，我在北大已经毕业，留校做助教，教预科。平时课程不太多，就在图书馆帮助大钊做些工作。我的工作室标为登录室，在主任室的旁边。其时，李大钊组织一些学生“勤工俭学”，课外帮助整理图书，翻译、编目、打印卡片等，我则负责检查和校对。毛泽东来北大时，一度也参加了这项勤工俭学活动，担任登录工作。由于工作之便，我得时与大钊聚谈。每年北大放暑假，大钊回家乡到五峰山休假，我就代理他在图书馆的职务。

    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图书馆成了北大校内一个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心，许多激进的学生经常到图书馆和大钊讨论各种新的思潮，听他介绍新的思想。大家也常常在此聚会，探讨中国的出路，寻找救国拯民的方法。李大钊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北大红楼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

    1918年6月底，由王光祈、李大钊等发起成立少年中国学会。这是一个带学术性的进步政治团体，其宗旨是“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还有四条信约：一奋斗，二实践，三坚忍，四俭朴。学会总会设在北京，成都、南京等地还设立了分会。少年中国学会北京总会正式成立于1919年7月。学会出版了《少年中国》月刊和《少年世界》。邓中夏、高君宇、赵世炎、毛泽东以及杨钟健、周太玄、袁守和、朱自清等都是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

    学会经常在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来今雨轩和北京大学图书馆举行常会，内容多是研究学会的日常工作，及与各地分会进行交流等。

    1920年8月，天津觉悟社为了联合进步团体，采取共同行动，全体社员曾到北京，邀请北京的进步团体举行座谈会。8月18日，各团体的代表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继续开会，决议定名为“改造联合”。并公推我起草“宣言”和“约章”。根据会议的决定和大家提出的意见，我草拟了《改造联合宣言》和《改造联合约章》。

    我是1917年在北大毕业的，留校三年后提为讲师，继续教逻辑和数学。在这期间，学校从教育部得到一笔经费，决定陆续资送四个教员、四个毕业生到国外学习深造。教员四人是朱家骅、陈大齐、周作人、刘半农，学生中第一人就是我。我报的学习专业是美学，学校却指定我学图书馆学。但是还没有等到学校资送，就又有了别的出国学习的机会。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法人士为沟通中法文化交流，组织了华法教育会，倡议中国学生赴法勤工俭学。李石曾、吴稚晖等人在法国巴黎筹办了一所中法大学，但是很缺教授。经别人推荐，他们找到我，我是受聘教逻辑的。其时，蔡元培先生正准备赴欧美考察教育及学术研究机关状况，遂约定与蔡同行。我用“蔡先生秘书”的名义办理了出国手续，登上了旅法教书的征途。

    任继愈：松公府旧馆杂忆

    抗日战争以前的北京大学，规模不像今天的北大这样大，当时每年招新生约三百人上下，在校学生总共一千多人。清华大学人数和北大差不多。当时的国立大学中，北大和清华都算规模较大的了。

    “五·四”时期，北大图书馆设在沙滩红楼的第一层，毛泽东曾在图书馆工作过。1934年我考入北大，图书馆设在沙滩松公府的一个四合院内，是一所旧府第庭院。院内古槐参天，每年夏季，浓荫匝地，蝉声悠长，寂若空谷，静若古刹。进入馆内，颇有“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的感觉。可是到了冬季就不好过了。北平冬季漫长，馆内阅览室方砖铺地，阴冷潮湿，凉气直往上冒。尽管全副冬季装备，坐久了仍觉得腿脚僵冷，手指也不听使唤。一年之中有半年不好使用，我对这个旧图书馆的印象好坏各半。

    旧的图书馆馆长是毛准教授，字子水，出身安徽读书家庭，精文史之学。他留学德国时专攻科学史及数学，回国后在历史系开“科学方法论”课程，选课的不限于历史系学生。他讲课时，引用数学公式太多，加上口才不佳，选课者寥寥数人。因为他为人厚道，判分比较宽松，各系的高年级同学临毕业时，有人为了凑足132个学分（文科毕业生的最低学分限度是132分），选修这门课的每年也能维持三五个人。毛子水先生平日穿一件旧长衫，衣着不整，名士派头，对图书馆的事不大过问。他精于古籍鉴定，北大图书馆收藏的善本古籍不少是在他任期内买进的。新馆建成，聘严文郁先生为馆长，办馆方针仍保持旧传统。

    旧北大图书馆也有一套规章制度，借书有数量和期限的规定。学生一般能遵守，教授中有人遵守，也有人不遵守。有人向毛子水先生建议，今后借书应加以限制，怕有遗失。他说，图书馆遗失不是由于借阅，办了借阅手续，不会遗失，借出越多，遗失越少。在这种无为而治的作风下，教授借书也有一两年不还的。

    日本投降后，北大从昆明迁回北平旧址。馆长仍是毛子水。全国解放前夕，南京政府派飞机接北平各大学的教授们去南方。北大的教授绝大多数留下迎接解放，不愿去过逃亡生活。最后一次飞机到达南京时，胡适作为北大校长到机场迎接北大教授，只接到毛子水一人。事后听说，毛子水与国民党军统头子戴笠小学时是很要好的朋友，他怕解放后他和戴笠的关系讲不清楚，匆忙飞走了。

    大学二三年级期间，旧北大的新图书馆落成，地点仍在沙滩松公府，靠近北大西大门。新建的图书馆，采用钢门窗结构，宽敞明亮，一扫旧馆沉闷幽暗的气氛，这个建筑在当时是最先进的。以中文阅览室为例，常用书、工具书如《四部丛刊》、《四部备要》、《二十四史》、《册府元龟》、《说郛》、《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玉海》……等书，沿墙排列了一周，随手查阅，十分方便。同学带来的书，从书库借来的书，都可以摊在阅览桌上。中午出去吃饭，摊开的书可以不收拾，回来接着看。需要剪剪贴贴的，还可以把剪刀浆糊放在手边。历史系有一位陶元珍，经常把《张太岳集》放在中文阅览室，旁边摆着剪刀和浆糊，他后来成了研究张居正的专家。

    当时北大校门任人出入，教室任人听课，图书馆阅览室也任人阅读。不管是不是北大的成员，都可以走进来，坐下就看书，无人干涉。写北大校史的人，都提到北大沙滩有不少在北大的旁听生（办过旁听手续的）和偷听生（未办旁听手续的），如丁玲就是偷听生中的一位，后传为佳话。其实当年旧北大的图书馆还有“旁阅生”和“偷阅生”（临时铸造的新词，自知不妥，并无贬义）。这一条渠道也曾给一部分社会自学青年提供了读书的方便。这些自由出入图书馆的读者，除了不能从书库借书外，实际享有查阅中西文开架书刊文献的一切方便，与北大正式生没有两样。说来也奇怪，在这种极端开放，几乎无人干预的情况下，没有听说图书丢失事件，只有一次在盥洗间抓获过一个摘取电灯泡的小偷。这与偷书无关，另当别论。

    沙滩松公府旧北大图书馆还规定，学生凭借书证可以进书库看书，国外各大学多有这样的规定。我在学校读书时，也深受其益。因为到书库里面，亲手翻一翻，看一看，与查阅书目卡片得来的印象大不相同。根据卡片找书，有按图索骥的方便，有目的性，节约时间。但是，从事研究的人有时无意中翻书，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得到新的启发，这种启发是查目录卡片无法替代的。